尚于博自杀：抑郁症之痛何时是尽头

    2011年11月14日，我们又看到了一条不幸的消息：曾经与王珞丹合作出演《杜拉拉升职记》的演员尚于博，与2011年10月28日跳楼自杀，年仅28岁，这让我们想起了娱乐圈近些年来一系列的自杀事件，演员张国荣，歌手陈琳也是死于抑郁症的魔爪之下，这些演艺人士因抑郁自杀的消息也触动着大众的神经。
    联想到近些年国内抑郁症的发生态势，不仅让我们这些心理咨询工作者感觉到一丝无奈，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3%-5%，在自杀和自杀未遂人群中占50%-70%，而这个数据却以每年提高0.2-0.3%递增，形势严峻。据卫生部门统计，中国有抑郁症患者大约3000万，仅有10%的抑郁症患者采用药物治疗，而抑郁发作三次即需要终生治疗，这一部分无法完全治愈的抑郁症病例高达65%。
    众所周知，日本一直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其抑郁症发病率也是位居世界第一的，自从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高速膨胀以来，相对性格保守的东亚便成了抑郁症发生的重灾区，日本抑郁症最高发的时段恰逢其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尽管日本社会福利、国民待遇在邻近国家当中相对最为理想，但是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人们的生活工作压力激增，精神生活匮乏成为了新的问题，民众的生活幸福感普遍偏低，加之很多人在社会潮流面前失去了信仰与理想，这种迷茫影响了日本几代人的人生观与生活质量。
    越来越多的事情向我们证明，收入的大幅提升其实并不能根本的提升人们的生活幸福感，相反，这种生活方式却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欲望的“死循环”当中无法自拔，目前中国社会遭遇的心理危机，其实与多年前的日本空前一致，或者说东亚地区整体情况都非常的压抑，一方面人们在生活压力当中需要越来越多的精神食粮与心理帮助，另一方面全社会对心理行业尚处于懵懂的认识状态，普及率和支持率增速远不及物质与娱乐消费的增速，国内很多地方又喜欢将资本投资到一些没有远景利益的工程上，涉及到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与精神卫生方面的支持却少得可怜，心理行业的发展就仿佛站在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无法知晓哪一个选择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抑郁自杀的问题其实在之前曾导致欧美国家的恐慌，但近些年来东亚国家的赶超之势甚于欧美，究其原因，文化冲突才是罪魁祸首。曾一度导致美国人陷入抑郁的，往往是那些无法追求个性的生活，欧美文化特点是高度分散化的，每个人追求个体存在价值，加之欧美人性格奔放，文化包容度高，个体的意志可以被最大程度的接纳，内心波动的表现往往更容易被及时发现，每个月用于心理医生也并非奢侈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特点高度集中，但是近些年由于思想开放与经济发展需要，欧美的分散文化与个性文化被广泛植入与新生代人群当中，人们的传统思维与生活方式遭受了巨大的冲击，那些潜移默化被改变的性格成分，却仍然需要面对传统文化中的“世俗”，个体成长的趋势与社会意识的模式向两个方向背离，有更多的人由于追求一些浮华的东西最终放弃了原本的生活信条，这在很多传统的中国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曾经疯狂用经济与物质价值对内心进行的粉饰，也在不断的分裂的作用下一层一层剥落。
    而针对中国当前的抑郁症自杀问题，有两个环节是当务之急：一个环节在于农村，由于很多地区文化水平影响与经济冲击，农村妇女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另一个环节则在于类似于尚于博这样的中高端人群当中，与名人演艺界愈发膨胀的潜规则与压力成正比的不仅仅是名人本身心理问题高发，更大的灾难出现在名人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导致的媒体与受众一系列连锁反应。回想当年张国荣自杀，短短一周时间就导致十余名张国荣的粉丝相继选择自杀，名人事件的带动效应加之媒体的煽风点火所引发的社会心理动荡以及追星族短期内的“应激障碍”可能导致的过激行为，才是最难以控制的。
    从目前的抑郁症发展形式上看，我国的抑郁症自杀发生率仍然处在一个上升期当中，心理教育的平衡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我们所需求的水平的，因为文化的引导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周期，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积弊与抑郁症形式，也是一个长期文化作用的结果，因此短期内，我国的抑郁与自杀率还难以得到控制。而作为心理工作者，我们仍然呼吁社会各界更加注重心理行业的发展，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最专业的帮助，相关教育与政府部门的引导是相当重要的。唯一值得欣喜的一点是，社会已经注意到我国道德与文化遭遇到的危机，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整体发展，甚至已经波及到经济发展，我们希望这种对于全民心理与素质的干预可以加紧步伐，不要等到由于产生社会恐慌形成反思之后才“事后诸葛亮”，到那时大错就早已铸成，所产生的巨大代价，不知要牺牲几代人的幸福才能换回。